把个人道德仅仅定义为对自己的道德是有问题的，其实中国古代的个人基本道德多数是联系着对他人的态度。

崔铣、万斯同认为《易》为民用、民事、人事之书，明确反对庄子、朱子之说。庙战者帝，神化者王，庙战者法天道，神化者明四时，修正于境内，而远方怀德，制胜于未战，而诸侯宾服也。

这里的存神过化，偏重指有德之人对社会的感化。化，天道(《正蒙·神化》)解释，即神化为天之良能，同时也包含着孔子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意思，这种自然无为之天德、天良、天能，在人即体现为一种最高的德行、境界和润物细无声的感化能力。故曰：公卿者，四海之表仪，神化之丹青也。22黄怀信：《〈鹖冠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57-161页。类似地，《荀子》中说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荀子·正名》)、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荀子·君子》)、屡化如神，功被天下(《荀子·赋》)，这里的化为政治教化，形容德政感化之速。

何谓庙战，《淮南子·兵略训》说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今曰一阴一阳，则是有所以一阴一阳者在也。那反过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即便是要进行现在很现实的制度化的建构，也需要有一个本体论的支撑或者是一个集聚。

天道决定了人必须跟自然和谐相处，人道本质上就是天道，二者以活泼创进或生息不已为根本。在这个方面，我们如果要开展政治儒学，是不是要在个方面还要继续加强一些？ 张新民：是要加强，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我们要加以解决就必须耗费大量的心智和精力，也会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或热点。以人人认同的普遍良知共识为基础，当然可以建构能见之于社会生活实际的公共道德，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礼义交往，形成相应的社会公共空间秩序。道德实践的过程就是不断超越的过程，超越的过程即尽心知性知天的过程。

例如，文化革命中连春节都不能过，自己拜自己的祖宗都不行，这其实就是一种反文化的愚蠢行为。这必然会造成士人心理上的巨大阴影，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出处进退行为。

所以，我们决不能讲集体性就排斥个体性，讲个体性就排斥集体性，我们只能站在良知和真理的一边说话。从历代大儒的视域出发，二者从来都是一体之两面，代表了人及其所处的社会不或缺的两个发展向度，是决然不能割裂为互不相关的两个部分的。政府官员的秉公办事原则及公正服务立场，既是社会公共良知的制度化反映，也是个人良知的个体化到场，正是透过集体良知与个人良知的良性交叉互动，我们才能更好地建构高效优质的现代公共秩序。因此，原初本源的良知，一定具有知的功能，能够转化为多种多样的社会化的伦理行为，与心相较则更加突出了道德的维度。

无论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存在着有待其改革的问题，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时，任何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是片面的。譬如从消极方面讲，对权力的批判，对战争的谴责，对压迫的反抗，历史上一个民族的声音可谓不绝于耳。这样的工作必须调动一切可能的积极性资源，不断在左与右的否定过程中实视人类所要寻找的正题。无论天道的秩序化运作或心灵的秩序化展开，都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能维护人的生命尊严和生活福祉的良好政治文化秩序，二者之间必须是通而不隔的，可以说成是人天一体的。

超越即表征了与形而上的性的相通，经验则意味着能够落实为人的实践性生活。政治制度的安排应当容许有各种设计，不能满足于现行制度的一成不变，有分歧意见不能说不是正常现象，但要尽可能地寻找各家各派最底限度的共识，避免社会认同撕裂可能导致的解体危机。

进入 郭萍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阳明心学 。离开了心，人就难以奢谈自觉或自律，更遑论什么认知或实践？作为一个道德主体，正是由于心的自觉或自律作用的存在，人才拥有了自由意识，可以发出相应的道德律令，能够派生出各种各样的伦理行为。

今天的中国文化已经开始抽芽发枝，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推动其繁荣兴盛。因为向一切人开放的平等性机会，必然有利于人的自由选择和人的才情的最大化发挥，如同市场自由能导致物尽其流一样，社会的开放也能导致人尽其才。以心来表征人的灵性生命或精神价值，最重要的是不能忘记它的超越性的向度。只是他们要从心性之学开出来的，依然是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实际与全盘西化派的政治诉求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传统皇权本质上即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象征，在国家权力合法性没有完全丧失之前，任何忠贞耿直的行为都是正当的，我们决不能用现代的革命思维来要求他反皇权。至于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国不患寡而患不均一类的古训，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到古代帝国的实际决策，今天仍有必要将其转化为纠偏机制的合理理论资源。

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陆象山所说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儒家要获得新的创造性发展，就不能不回应当下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

有必要注意的是，王阳明所说的良知，作为一种德性之知，当然是与天道相通相贯的。郭萍：我想这也正是孔子讲的为己之学。

可见中国文化所讲的心涵盖包围十分广大，王阳明甚至认为当与太虚同体。物质生活不可否认是极大地提高了，但诸如信仰迷失、价值混乱、意义困惑、道德沦丧一类的问题也出现了。

因此，我们当然可以依据天道人心共同存在之理来建构集体或公共良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国家层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开始重视传统文化的复兴、儒学的复兴。在他看来治国如同治病，不仅要在病症已发后及时施药，更重要的是在病症未发时便已获得有效防治。而儒家既讲存心养性，当然就意味着心性一体，心与性一样都是可以超越的，能够与形而上的天道贯通的。

人是要生存生活和创造发展的，创造发展不仅符合天道的活泼化育生机，而且也契应良知的生息不已之理，因而我们既要静观默会客观的天道，也要反观体证主观的良知，二者合为一体，既是天心又不离人心，体现了形上与形下的两个评判向度，都是政治合法性必具的基础。我们回头看王阳明身处其中的明代历史，如同受到教皇教谕定罪的马丁·路德是一个人面对权力世界一样，受到廷杖之辱的王阳明也是一个人面对权力世界，但究竟是权力的掌握者拥有良知的勇气，还是孤单敢言的王阳明拥有良知的勇气？我想历史决不会因为权力世界暂时表现为多数就站在他们一边。

王阳明的临终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也说明了他晚年生命境界的自在或自由。无论集体性或社会性，都必须维护人的尊严，尊重人的自由意志，而不能蔑视人的尊严，伤害人的自由意志。

郭萍：但是我还发现，阳明他毕竟是为官的，他有非常多的政治业绩。再进一步专业化或制度化，则可纳入政府管理的范畴，即设立公共专业消防机构，以救人救物减少牺牲或损失为第一工作原则，当然即可看成是公共良知的进一步制度化。

我们必须在这两方面都开拓出很大的气象格局，才能把握好中国文化道路未来的发展方向。所以，人通过后天的培养不断提高了心的认知能力，也就意味着不断提高了它的统摄活动方法，不仅能够更好地以一驭多，把握纷纭复杂的现象世界，而且能深入心源判断或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建构起一个真正属于人的主体世界。外在有形的他律性社会治理固然重要，内在无形的自律性修心工夫也不能忽视。人天一体即意味着人文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文化，人文的秩序结构与自然的秩序共同合成了创进不已的生命交响曲。

我们看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以后，事实上就意味着不必通过特定的天主教的教会或神父，人人都可以凭借信心直接与上帝沟通。郭萍：您说在这个意义上，就我们现在现代中国人的主体性而言，还没有完全建构起来，是不是这样的呢？ 张新民：是没有建立起来，譬如我们能说全中国人民都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人翁吗？如果是主人翁，请问参与的渠道在哪里呢？民间下层社会与上层权力社会上下流动的空间彻底敞开了吗？如果没有彻底敞开，堵塞的原因是什么呢？富起来的中国人其实问题是很多的，一个大写的中国人还有一个过程才能真正挺立起来。

可见文化建设是一步步发展和扩大起来的。在王阳明这里，至善即是心之体，超越的根据即为彻上彻下的人性良知而不再将其高悬于天上。

只有在自由开放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我们才能更好地整合各种差异性的地方性知识，加快族群与族群之间的交流性融合，实现范围更大的民族国家的自我认同，再造仁义礼乐形态的华夏新文明，掌握文化价值的自主性及与之相应的话语权。从此君主的威权急剧膨胀，绝对专制的局面开始形成。